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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鸭式教学”，这个词语早已被诟病多年，可是，这种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在中国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随着大学扩招而得到了加强。上至北大清华，下至每一所专科院校，无不是老师在台上读讲义，学生在台下记笔记。在课堂之上，老师是绝对的中心，学生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少之又少。这样的教学方式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
读大学，更多的不是要记住一种学术观点，而是要学会思考问题的方法。大学之所以为大，就是因为它的包容。大学应该包容各种各样的观点并让这些观点平等地获得机会加以表达。可是，当课堂成为了老师的一言堂，怎么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相互辩驳？学生又怎么可能通过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来学会思辩？
我读书的时候不管老师有多权威，也不管老师能不能接受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我只要发现老师的观点有不当的地方，我就会直截了当地提出异议。如果老师能够接受我这样的方式，不管我跟他争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非常敬重他。但如果老师觉得我这样做太不给他面子，我就再也不会给他面子了。
我并不主张每个同学都像我一样张狂，但我希望大学生不要被动地接受知识，不要以为老师说的就是真理。大学生应该理性地选择知识，任何一种观点都要经过自己理性的思考之后再做出判断。否则，名义上的大学生就只不过是呆在大学里的中学生罢了。如果老师坚持用教中学生的方法来教你，那与其等着被灌输观点，还不如早早地逃之夭夭。
三、课程设置不合理，很多课程唯一的作用就是浪费青春
既然大学开设的某些专业只能用来误人子弟，那么只能用来浪费青春的大学课程似乎就没什么大不了了。
公共课除了英语、体育和计算机，其他的好像基本上都没什么用。如果我没记错，政治基础理论课应该包括马哲、毛概、邓论、社经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大一我们开设了《中国革命概论》，那个满嘴仁义道德的老师着实龌龊不堪，而且将课堂进行得无聊透顶，所以有一次课堂上我很不给她面子，当着一百多名同学的面尖锐地指出了她的几个常识错误，然后夺门而出扬长而去。当时我心中无比的惬意，可期末考试的时候却因此而得到了报应。那个老师给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的分数只有40分。为了避免再跟这种课程的老师发生冲突，此后的马哲、邓论等课程我干脆一律逃掉了。
对于这些课程，我们不应该抱任何希望能够从大学的课程表上取消，但作为一名花钱上大学的学生，有权利选择自己学习的内容。政治经济学老师肯定会在课堂上详尽地阐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地租理论，可是，他的学生在不久的将来全部要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将自己出卖，将自己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地出让。当一栋又一栋楼房拔地而起，当一个又一个小区盛大开盘，他的学生却在节衣缩食地为下个月的房租而四处奔波。在这样的时候，那些滔滔不绝的老师们干什么去了？政治经济学干什么去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地租理论又干什么去了？
我并不是说必须用就业之类的功利性指标来衡量大学课程的价值，更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光荣、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当你和几十几百个人同时挤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照本宣科，你是不是能够用这些时间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呢？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那不妨去图书馆找出《资本论》来看看，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多么让人热血沸腾；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统统没有兴趣，也还完全可以去看别的书，诸子百家或者天文地理，值得学的太多了。哪怕是租一张影碟回宿舍细细品尝也可能比听老师讲第二次土地革命更有意义，至少周星星同学的《审死官》会让你体会到一种对几千年来官本位意识的叛逆，姜文的《鬼子来了》能让你不得不面对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层的悲哀。
有些准备考研的人可能认为听这些课对考研有好处，这实在有点儿异想天开。希望从这种课程上学到对自己考研有用的东西无异于与虎谋皮。老虎虽然不愿给皮但毕竟还有一张皮，而大学的政治公共课老师又有几个胸怀真才实学？如果拿考研政治试题给他们做，有几个能够及格？我原来的邓论老师估计已近花甲，但学识和年龄丝毫不成比例。他曾担任过很多门课程的老师，甚至还教过冶金，因为什么都教不来，最后只好来邓论课上念教材。想找这种老师学东西，那还不如去找拉登借武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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